沙漠风声

早就说要去大化看望班爱花老师了——班老师是个瑶家女子，多年前就嫁到江西去了，2001年她回家探亲，发现村里的孩子都没上学，觉得很奇怪，问那些闲逛的孩子才知道，他们这个村子的孩子其实可以到翻过一个山的完小上学（路程大约40分钟），可孩子们到了那个学校，首先发现语言不通，听不懂老师的课，学习跟不上；其次，瑶族的孩子和完小壮族的孩子玩不到一块，壮族的孩子人多势众，经常欺负他们，因此，他们就不愿也不敢去上学了。知道了这个情况，班爱花很难受，不上学的话，孩子今后就很可能是文盲，他们将来不是离社会更远，更要被欺负了吗？她本来只是一个普通农妇，没有学历也没有教师资格，但是，从那时她起就留下来自动担任孩子们的老师了，从2001年到现在，她一直住在弟弟家，义务教孩子，6年来没有一分钱工资，期间她丈夫来陪伴过一年，后来觉得实在太苦了，就离开了，好在两个孩子已经长大独立，不需要她照顾了。知道这个情况是今年的春天，那时大化团委书记韦小金希望我们能够为班老师和孩子们募捐一些课外书，我赶快把这个消息发送出去，结果，北京天下溪教育研究中心的粱老师第一个反馈，她自己买了100册书给班老师和孩子们。

后来，我们知道了班老师更多的情况，作为一个外嫁女，长期白吃白住在弟弟家也不合适，她平时没有收入来源，只有假期的时间属于自己，因此每年暑假就去收购玉米，当地村民卖给她的价格是0.75元/斤，国家收购价格是0.78元/斤，每斤挣3分钱，一个暑假下来，她攒了1500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运输成本，一个暑假，她至少要在烈日下贩运50000斤玉米，但是没有成本是不可能的，甚至运输费用远远高于她能够挣到的钱，核算下来，一个暑假，她实际贩运了300000斤玉米才能够实现这1500元的报酬。

听说之后，有心的朋友都表示愿意支持，尤其是得知班老师还养着两个孤儿，据说还有两个孤儿也准备来，广西监狱管理局的廖洁柳马上表示要捐赠了400元，给每个孤儿100元表示一点心意。虽然这是一个小数字，或许多少能起到一点作用。可是，我确实不知道这些年班老师她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我们原来打算10月底去看望她和孩子们，结果我临时出差北京，拖到11月，回来之后赶快给各路神仙通报并落实募捐的财物，因为天气冷了，再拖下去真晚了。

我首先给沛鸿中学的戴启猛校长发信息询问募捐衣服的情况——刚开始听我说班老师的情况他都不相信，“怎么可能？！”可当他知道我没有夸张的时候,他立即表示20个孩子的衣服包在他身上了——我希望他能够帮忙募捐校服，那样比较统一，不会造成矛盾。他爽快地告诉我，衣服已经募到了，正等我去拿呢。

接下来,我问各位是否有被子可以捐赠,对于四个孤儿来说,寒冷的冬天最不可缺少就是棉被了,如果没有就要花钱去买,结果,张奇斌、肖湘萍、白铧和我刚好可以找到，省下的钱可以给他们买更需要的东西。 

大家约好11月3日上午9点在接力出版社集中然后一起出发，可是临出发时电视台的裴兰说请我们等等，他们也想去——听了班老师的故事，她觉得应该可以通过电视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她，我严重同意。于是大家一起等候。可这样一来,募到的东西恐怕就放不下了，天桃小学的黄世忠老师在初一发动同学们捐书捐衣服，一下就募到了10多个大纸箱的衣物，看来那里的孩子都用不完啦，本以为只有几个人去，结果最后竟然有10个人，现在加上电视台的编导和摄象，一起12个人，李弘川专门去借了个7座的越野车就是想一部车全部搞清楚,结果呢,我这里还开一辆都没有办法装完所有的东西,两辆车黑压压坐了12个人，勉强装了一些就真的没有空间了。不要紧，正好让我打主意把大化县的领导忽悠进来——听党校的何伟老师说本月16日大化有个副县长蓝海清要来参加面授，我就打他的主意吧，反正领导来南宁肯定要开车上来，让他顺便一起带回去，不是正符合中央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精神么？我不相信他不支持中央的精神。此外，要是领导能够把衣物送到乡下，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不是可以进一步了解乡村的需要了么？

出发前给大化县团委书记韦小金发信息，是她第一个把班老师的信息传递给我的，这次当然也要见面啦。

南都高速路新车少，我开到了140公里/小时，呵呵，把他们的VOLVO甩到后面了——大化还有我的一个老师呢，我惦记着赶快把东西送到以后也顺便去看看吴文阁老师——我上的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他教过我语文，但是，他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语文课：初一的时候，有一次他让大家写自由命题作文，我写了一篇童话故事《小闹钟的遭遇》，作文本发回来以后，我看到他的评语，具体内容现在已经忘记了，大致内容是说如果这篇文章是自己写的，当然非常好，可是如果是抄袭的，就是很可耻的行为，因为抄袭就是剽窃，就等于偷。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在作文课上公开了他的观点，在任何学校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凡是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总是比较受到老师的偏爱，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自然遭到同学的不待见，况且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我报名的时候还要填写家庭成分，爸爸老实地填写了“资本家”仨字，这下我可遭殃了，时不时就要因此被同学，特别是男同学攻击，这次是老师提供的信息，简直是给他们提供了攻击我的大好时机，一大帮男生异口同声地叫“小偷！小偷！小偷！”我愤怒得要命，可是又无可奈何，我能对老师怎么样呢？除了以后见到他绕道而行，上课不积极回答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表示我的不满。有一天，吴老师再次说要让大家写自由命题的作文，当时13岁的我不知天高地厚地问他：“吴老师，你不怕我再抄一篇啊？”也许是我的态度让吴老师觉得我被冤枉了。过了几天，再次上作文课的时候，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讲课，而是非常郑重地向我和另外一个同时被怀疑抄袭的同学阎红武道歉，说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学生的写作水平，还冤枉了我们，请我们俩和所有的同学原谅。我一直低着头，怕自己的眼泪被同学看到——要知道，别说那时，即使是今天，老师冤枉学生，上级委屈下级，父母错怪儿女的事情比比皆是，可要地位高高在上的人向下级、晚辈认错的事情可太难得了，即使是我爸爸也做不到呀！——从那天起，我知道什么叫做“知耻近乎勇也”的含义，我视吴老师为恩师，今天我从事出版工作，与他的影响不无关系，我衷心感谢他。

到了大化，我们接上韦小金，直奔班老师的教学点。那里其实离开县城不远，可是路不好走，到了附近，我的车就上不去了，只好下车，先把我车上的东西移到越野车上，然后大家走路上去，可怜裴兰事先没有开手机，到我们临近出发才看到我的短信临时决定来，所以她还穿着高跟鞋，实在无法走山路，请求继续坐车上去。

大部分孩子们都在，最小的才5岁。有的孩子穿着短袖衣，有的孩子还光着脚。我看到不由得难过,前一阵婆婆才清理掉好多女儿的小鞋子,我都不知道,可惜啊!

村里的孩子个子普遍小,7岁的孩子跟城市里5岁的孩子差不多大小。什么时候中国能够跟巴西那样给孩子提供免费午餐就好了。

我们让老师把书本也分发给孩子们,顺便也一起合影留念——我要给捐赠书包和书的《小聪仔》杂志有个交代。

 可爱的孩子们

班老师让孩子们坐好，开始给他们发放《小聪仔》杂志捐赠的书包——张美爱是我过去的同事，现在是杂志的主任，我把情况跟她说以后，她马上帮忙找了21个杂志用来宣传的书包（其中一个给班老师）和价值上千元的新书，每个孩子有一本，孩子们很开心，我注意到有一个孩子不肯进教室，还想哭，可能她是新来的，不管怎么说，见者有份。 

红色的书包给女孩，蓝色的给男孩。

 教室外面的风景

我们希望跟孩子合影好跟各路神仙交代一下他们捐赠的东西的去向。

即将分离的一家三口